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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當前位置: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 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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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略高度認識和應對貿易戰

2019-06-30 14:39:44  来源:外贸发展局
 

伍山林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貿易強國”這個表述寫進十九大報告,這在黨的曆史文件中還是第一次。自此開始,我國貿易強國建設進入了新階段。最近,美國對我挑起貿易戰已成爲國際焦點話題。這從一個側面提醒我們,貿易強國建設不可能一帆風順。

過去40年持續高速增長已使我國從極端貧窮的國家,轉變爲離高收入門檻較近的國家,人們對未來發展充滿了期待;同时也將中国推向了前台,因爲2010年經濟體量超過日本以後,我國變成了“老二”並且快速向“老大”即美國逼近,延緩中國追趕步伐成爲美國重要戰略目標之一。這裏,我們借用國際關系研究中的用語,從美國角度使用“老大”和“老二”这两个词。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无意与美争霸,而將人类视为命运共同体。

當下,美國部分政治人物認爲挑起貿易戰或以此相威脅是一個合適的戰略選項,大國競爭”舊話重提。這與美國曆史經驗及遵循的“叢林法則”是有關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对于离自己比較近的“老二”,美國都曾通過貿易戰實施戰略行動。脫離這個背景來談當下美國對華貿易戰,難免不産生誤判。

一、若幹背景

(一)貿易戰:內在動力

最近這輪經濟危機使美國經濟一度持續衰退。2010年重拾升勢後,美國經濟增長在奧巴馬時代也乏善可陳。因此在競選時期特朗普高舉“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執政之後,如何重振低迷已久的美國經濟,成爲其面對的重要課題。

历史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戰结束后,自由贸易政策在美國得到了加强,但是每当经济陷入低迷,美国便采用“以邻为壑”的保护主义政策使自己摆脱困局。这其实是具有一定的博弈论基础的。Bagwell and Staiger(2011)认为经济衰退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收益往往大于成本,并且比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更好一些,以至于贸易政策具有逆周期特征;不过,开放条件下采用贸易保护政策尽管能够单方获利,却会使世界贸易萎缩。“二战”后美国遇到经济困难时往往采用保护主义政策,以至于变成了惯性思维。

(二)貿易戰:外在壓力

與美國不同,此次經濟危機盡管對中國經濟增長也産生了比較大的沖擊,但是轉入新常態以後中國經濟依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長,以至于形成了新的態勢:在世界經濟格之斨校绹笾卤3至嗽械份額,歐洲大國與日本的份額持續下降,中國的份額卻快速上升了。              

于是,對美國而言,(1)中國正在逼近。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持續較快增長使中美GDP之比迅速上升。(2)中國已逼得很近。現在這個比例已經超過了60%。上世紀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日本作爲“老二”與美國GDP之比處于較高位置。于是,美國借助于包括貿易戰在內的多維手段,極力阻止其國力進一步逼近。(3)中國比日本潛力大得多。那時的日本是主權與軍事都受制于美國的資本主義國家,現在的中國是主權和軍事都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美國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前所螐男的“老二”。我國與歐共體(歐盟)和前蘇聯也不同。後者屬于聯盟性質,意志和力量等要打一個折扣。這些方面使美國感到了很大的外在壓力。

当然,来自中国的外在压力是多方面的。除总量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中美技术水平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只是结构性的。比如说中国在高铁、核电和特高压输电等领域已经取得了突破性成就。中国技术进步使美国意识到中美之间以前普遍存在的贸易互补性,將逐渐转化为结构性贸易竞争关系。因此,美国越是对华表现出强硬的贸易战姿态,就越是说明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重要的积极变化。事实上,美国在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把中国当作首位“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前防长William Cohen最近將中美贸易战比喻为经济“修昔底德”之战。

(三)貿易戰:政治背景

本次經濟危機發生後,民主黨總統奧巴馬接手的是亂象叢生的攤子。在第一任期,中美貿易摩擦不出意外地增多了。但是,民主黨畢竟不像共和黨那樣,保護主義傳統要遜色許多。到第二任期,奧巴馬延續和加強了亞太再平衡戰略,從周邊關系和軍事領域等對中國發展和影響力擴大多加掣肘,但在引發貿易摩擦方面卻已收斂了一些。                                        

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對華發動貿易戰的氛圍發生了轉折性變化。它的主要原因是:(1)历史传承。中国最近几年国力继续快速增长,而美方在“老二”压力下增加两国贸易摩擦甚至发动贸易战又是一种历史常态。这意味着在2016年即使是民主党候选人获胜,也会修改奥巴马第二任期的策略,提升挑起贸易摩擦的频率。(2)政党传统。美国共和党具有深厚的保护主义传统。内战以後,共和党长期执政,通过高关税政策助力美国快速崛起的国家记忆,已经刻在这派政治家的灵魂深处,他们会适时高举保护主义旗帜。(3)个人因素。特朗普母校即沃顿商学院曾是美国保护主义的重要堡垒,特朗普是由成功商人转道而来的资浅政治家。由此就可理解为什么他在竞选时表现出孤立主义与保护主义倾向;在“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和“美国至上主义”观念下,以促进就业与制造业发展的策略争取民意,將国内法延伸到国际领域推行单边主义。

二、現有認識

(一)美方試探增多目的初顯

上任伊始,特朗普政府就制造籌碼和釋放信號,給國際經濟注入不確定性。撇開2017年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不谈,单就2018年以来的情况而言,我们看到针对中国的重大贸易措施正加速推出。标志性事件主要是:(1)2018年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结果拟对进口自中国的高铁装备、航空产品、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机械等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2)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决定对我国企业中兴通讯從技术到商品等禁售7年,华为等一众科技企业也多被波及,中国“缺芯”之痛得到了各界高度关注。此事最近似有转机,但最好將其理解为美国制造筹码以换取其他利益。上述两大标志性事件,与《中国制造2025》深有关联。(3)迄今为止,两国政府间贸易磋商中由于美方漫天要价仅取得一些共识。现在双方仍处于试探阶段,但美国阻遏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科技战”图谋已显露无遗。

(二)貿易戰招致“兩敗俱傷”

2017年8月,美國以中國在知識産權領域違背了“公平貿易”原則爲由對我發起“301調查”。這是典型的單邊主義行爲,必然遭到我國的堅決反對。在“301調查”中美國政府身兼警察、檢察官、陪審團和法官諸職,難以體現“公平貿易”理念。這樣的舉動自然會被理解爲美國挑起貿易戰的前兆。

長期以來,美國以存在巨量貿易逆差爲由,對中國采取貿易制裁行動。但是中方認爲,在貿易逆差背後,是美方取得了利益順差。特別是:(1)中国产品使美国消费者福利得到了极大提升。(2)贸易逆差主要由于不合理的统计手段而放大了美方的不利,采用增加值进行贸易统计的话,两国贸易差额要小近半。中美贸易顺差数字窂某在中方,利益实质更多落实在美方。(3)美中贸易逆差主要受两国经济结构、产业竞争力、国际分工和贸易统计制度等因素影响,中方不刻意追求针对任何国家的贸易顺差。美方通过单边制裁改变两国贸易格局乃找错了病因,照此抓方將在伤害中国的同时损及自身,并且还会使其他相关国家受到牵连。总之,中方认为在经贸关系上,合作共赢才是唯一正道。基于这样的认识,中方认为两国出现贸易摩擦并不奇怪,最关键的是要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理性地管控分歧。

上述觀點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支持。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員利用包括29个国家或地区的内生性贸易不平衡全球一般均衡模型,所得到的具有稳健性的模拟结果是特朗普所说的美国可以轻易打赢贸易战的说法只不过是天方夜谭。即中美都无法成为贸易战赢家,对立结果是相互受损。再如,针对特朗普竞选期间扬言胜选执政后要对中国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分别征收45%和35%的关税,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Noland等(2017)采用模拟方法对后果做出了预估,认为无论哪种反制方式下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这样的结果使大家建立起了“兩敗俱傷”的认识。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种认识上。

(三)中國有足夠的反制手段

自從2001年加入WTO進而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循環以來,作爲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由于具有很強的互補性而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截至2017年,盡管曆經種種(局部的)貿易摩擦,兩國貿易量卻一直在趨勢性增長,雙方已經從雙邊貿易中獲益良多。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数额最大的四类商品分别是运输设备(295.1亿美元,其中航空航天器116.7亿美元)、机电产品(250.0亿美元)、植物产品(149.3亿美元)和化工产品(111.9亿美元)。不少研究者认为,作为对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反制手段,中国在运输设备和植物产品上着手报复,其效果应该是显著的。理由主要是:(1)可以找到替代品。中国对这些产品采取关税惩罚或限制进口措施之后可以找到替代品。比如说对波音飞机采取贸易限制后,可以用空客来替代;对美国大豆采取贸易措施后,可以用巴西大豆来替代。(2)可以产生政治压力。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或其所在行业和地区,对美国政党政治具有较大影响力。中方对这些产品采取贸易措施后,这些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利润和就业等会受到严重影响。由于这是发动对华贸易战导致的,美国政府將因此而承压(如大多数农业州的选民曾经投票支持特朗普)。另外我们对美进行反制的时候,也可通过影响美国消费者的福利来产生政治经济效果。比如说,针对对美出口定向收紧政策,在减少对美顺差的同时,將导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进而吞噬消费者福利。鉴于这对占比小的美国高收入家庭影响小,而对占比大的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影响大,这类措施在政治上將会持续发酵。此外,中国还可以调整投资政策,通过美资在华企业对美国政府形成压力。当然,关税等措施將扰乱市场,從而产生复杂的影响。

 三、認識提升

上述認識符合經濟學原理,但有必要進一步提升。當前,從戰略高度理解美國針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是非常及時和十分必要的。

(一)關于 “打老二”戰略

爲了維護現有地位,美國從前世界霸主紡蘑國那裏學到了“打老二”戰略。该战略基本含义是:在国际关系当中,“老大”总是与盟友联起手来,对“老二”进行多维打压,使“老二”的力量离自己比较远,不至于构成威胁;并且,由于总是存在一个“老二”,“老二”又是可以易主的,于是,谁变成了“老二”,谁就会被“老大”盯上,对其防备有加,一旦力量离得较近,打压也就如期而至。在英国取得霸权地位的时代里,由于深陷欧洲强国竞争格局而难以分身,这就使得处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逐渐坐大,进而成为“老二”,并且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获得了罕有其匹的力量。对此,“二战”后获得霸权地位的美国是了然于胸的;美国也总是提醒自己,不要走英国的老路。于是,“二战”以後,凡是取得过“老二”地位的国家比如说前苏联和日本,都已落入所谓的“大国赶超陷阱”。这种大国“崛起困境”,现在已经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广泛的关注。

在曆史上,比如說日本經過1950年代後30年的高速增長,在喪失作爲制衡“冷戰”對手即前蘇聯的作用後,作爲“老二”其力量的進一步增大在1980年代已給美國帶來了壓力。但是,日本經濟嚴重依賴進出口,在美方利用政治與軍事一邊倒的優勢發動對日貿易戰的時候,日本能力和信心不足,意志很難堅定。特別是在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後,一方面,日元對美元彙率的趨勢性變化惡化了日本的貿易條件,傷害了日本的實體經濟;另一方面,日元對美元的走強又使其以美元衡量的GDP繼續較快增長,日本陷入虛假增長而不自知,反而在經濟泡沫層層堆積的時候顯露出淺薄的狂傲,以至于1990年代依然被美打壓,不得不承受此後經濟增長長期失速之痛。在美日貿易戰中,美日汽車領域貿易戰勘稱經典;由于包括《廣場協議》等在內的一系列協議爲美國加強了戰略優勢,由于日本政府在政治與軍事壓力下對策缺少主動空間,反制缺乏堅定意志,結果令人唏噓。

(二)從戰略高度提升認識

“打老二”戰略高度我们看到的是,近期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里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风险將大大上升。这里,重要的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成本-收益考量,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對于普通的或非“老二”的對手,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時候主要考慮的是經濟方面的成本-收益。它們主要是:(1)會給美國消費者福利産生怎樣的影響;(2)會給美國對應産業(包括産出和就業)産生怎樣的影響;(3)會給美國相關産業産生怎樣的影響;(4)會給美國進出口産生怎樣的影響;(5)會給美國經濟增長和就業等産生怎樣的影響。但是,對于國力逼向自己的首位戰略競爭對手,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時候,政治方面的成本-收益往往成爲最主要的考慮方面。這是我們必須特別加以重視的。

这意味着在当前形势下,单纯從经济角度考察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手法、范围和烈度等將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或者说,根据“兩敗俱傷”经济结局来认识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是需要做出很大的修正的,以此规劝美国改弦易辙或者达成共识是难以收到预期效果的。到目前为止,两国智库和学者都已從经济角度模拟了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给两国带来的影响。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2018)在中国不作反击、仅作关税反击和采用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反击等情形下认为,美国尽管在消费者福利、GDP和制造业产值方面有时也可取得一定利益,但在贸易上总是会招致数量不等的损失。这份模拟结果固然也给出了“兩敗俱傷”的结局;但是,根据“打老二”戰略思想对结果进行观察和思考,却可以得到全新的认识。

在這份模擬結果中,作者沒有提及但又十分重要的提示是:無論消費者福利、GDP还是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等经济指标,无论在哪种贸易战方式下,都是中国的损失比美国的大,以至于出现了减缓来自“老二”的压力的局面——这正是美国乐见的,即從两国力量相对变化来看,美国发动贸易战可暂时实现战略目标。这与可借“兩敗俱傷”规劝美国不要发动对华贸易战的认识相去甚远。在战略竞争中,我们不仅要看双方有没有损失,更要看哪方损失更少,從而获得相对优势。

上述模擬結果是在特定前提下得到的,僅具有參考意義。所幸的是即使真是那樣,也不能改變如下趨勢:盡管貿易戰會産生影響,但中美兩國力量差距仍會趨勢性縮小。曆史地看,我國現在面臨的貿易戰形勢更加嚴峻。正如Robert Daly最近演讲时指出的那样,上世纪80年代,美国担心被日本超越而不担心被其击败;冷战时期,美国担心被苏联击败而不担心被其超越;现在,美国既担心被中国超越又担心被中国击败。由此产生的焦虑,可能引致美国采取极端行动。

四、手段提升

(一)貿易戰既非孤立的也非唯一的手段

在美國“打老二”戰略中,贸易战往往只是备选手段之一。

例如,當年對日本實施“打老二”戰略时,除贸易战外,也许更重要的是美国采用了金融战等手段。美国通过金融战等手段,使日元国际化远未达到预期目标,并且美国通过操控汇率,迫使日本经济泡沫化。再如,对前苏联实施“打老二”戰略时,除贸易战外,更重要的是里根总统推出“星球大战计划”等,诱使前苏联经济进一步军事化,耗散了战略资源,民生和消费等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性环节成为致命短板,以至于在意识形态变化催化下,经济大厦轰然倒塌。

現在面對中國快速發展,特朗普政府一定程度上參照了裏根政府對付前蘇聯的“打老二”手法。一方面,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推出更具体的“印太战略”以取代“亚太再平衡战略”,企图耗散中国战略资源和扰乱中国战略注意力;而另一方面,试图以经济和安全利益相要挟以收拢盟友联手制华,通过干扰中国复兴步伐固化相对优势地位。從这个认识出发,考虑到美国在军事方面对华尚且具有非对称优势,发动贸易战的风险就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中国自從2001年加入WTO以来,贸易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但是,尽管全球经济影响力逐渐加强,保障中国经济全球化的军事后盾建设葟纳于過去欠账太多,现在在很多区域依然处于薄弱状态。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区域对称性以及力量投送等方面,与美相比劣势依然明显,以至于美国存有幻想,通过军事动作干扰中国经济全球化和持续快速增长,达到“打老二”戰略目的。不过,在核背景和中国在某些高科技武器比如说高超音速武器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背景下,美国通过军事动作干扰中国经济全球化和持续发展所要承担的政治和军事等风险,对其图谋將起抑制作用。

(二)應該采擇多維反制手段

首先,即使是經濟手段也應是多維的。除了對美在華企業實施反壟斷調查和運用美國政治制衡機制等反對保護主義政策外,還可:(1)针对自美进口商品进行分类,看哪些商品适合于采取何种方式进行反制。此前,中国政府按照“对等原则”公布的拟加征关税清单对此已有所体现,它兼顾了打击力度、打击精度和进口替代性等。(2)针对对美规模性出口商品,摸清其“国内增加值率”,据此做出差别性退税安排。如按照同向原则对“国内增加值率”较高(低)的产品给予较高(低)出口退税率。“国内增加值率”低的规模性出口产品,拉高了中美贸易顺差,我方获利较薄。(3)利用“卡脖子”出口产品实现精准打击。(4)作为战略性妥协,可在某些方面表达我方姿态。例如要求美国放松技术管制,以降低中美贸易差额;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同时按“打开一扇门,增设一道岗”原则高效严格管控风险。(5)盯住两国经贸大盘子。我们不应被美国迷惑,將眼光局限于货物贸易,而应与服务贸易、双边投资等结合起来,在大盘子中讲究利益平衡。

其次,借助經濟與非經濟手段,管控貿易戰升級風險。中美政府間磋商以及5月4日中日韩三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马尼拉发表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宣言已开了一个头。一般地说,我们可以:(1)通过弱化美国联盟和争取重要朋友的方式,积极塑造有利外部环境。除了在东亚有所作为外,我们要將欧洲放到重要地位,与德国协调好立场,充分利用与英、法、意、荷等存在贸易顺差的现状,表达我方從它们那里较快增加进口的意向。(2)通过开发和深化区域性经贸合作培育新经贸增长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在越来越多国家得到认同和落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已可重估对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其实,中国從与美经贸关系中并没有得到看起来那样多的利益:贸易逆差驱动了美元发行,美国得到了大量国际铸币税;美国通过发行国债低成本回收美元,又通过美元趋势性贬值使我承担通胀损失;等等。(3)通过持续快速提升我国军事实力特别是力量投送水平,推进中俄多领域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使美国不敢贸然采用极端手段展开“打老二”戰略。

五、結語

在当前局面下,我们有必要從战略高度提升关于美对华发动贸易战的认识:以“兩敗俱傷”劝导美国遵守贸易规则及放弃保护主义思维和政策可能是徒劳的,我们应该深刻认识美国发动贸易战在其“打老二”戰略中的重要性,逐渐补齐短板,为实现真正的公平贸易奠定技术和实力基础。同时我们要预先进行研究和做出安排,准备多维反制手段,并且与利益相关国家就反制贸易保护主义展开合作,增加美国发动贸易战的政治经济成本。

我們相信在與美貿易戰中能夠取得令人期待的結局。我們應該而且完全可以越戰越強。其實,無論與前蘇聯還是與當時的日本相比,雖然同樣作爲“老二”,但我國已具備一系列優越條件(如曆史鑒戒、制度優勢、反制手段和反制意志等)。當然,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時候,我國除了在經濟增長方面會受到負面影響之外,最要認真對待的是觸發結構性失業這個社會經濟問題。盡管如此,本次貿易戰的本質是“科技戰”,我國在信念、人力與物力等方面已具備了堅實支撐。

美日贸易战打了十多年才遂美所愿。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几次谈判和交锋就能达成均衡。现在的中国远非当时的日本所能比拟。因此中美贸易战一旦真正开启,必然具有更大持久性和更广牵涉面。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太计较短期和局部得失,而应在贸易战过程中從整体上加强自身。從战略角度判断,我们即將步入“打打談談”或“對抗與妥協交織”的常態。只有立足于打和對抗,才有利于談和妥協,引出有利格局。爲此我們需要做好戰略、物質、技術和心理等准備。

在兩國政府間磋商中,中美已各表關切、各出要價。盡管只達成一些協議,但繼續磋商的調子已定了下來,這說明美國大有顧忌。我們今後要不畏纏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打好“科技战”,并且为將来可能发生的“金融战”做准备。科技和金融正是驱动美国霸权的两个轮子——美国工业垄断资本依赖于高端制造业,金融垄断资本是美国真正控制者,高端制造和金融是美国硬实力的基础。高端制造因垄断而产生威慑,金融因渗透深广和垄断而可操弄他国经济。在对美经贸关系中,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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