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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當前位置: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 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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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的曆史借鑒與政策因應

2019-06-28 17:19:00  来源:外贸发展局
 

鄧富華、唐粼、姜玉梅

(西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四川自貿試驗區綜合研究院)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態勢與矛盾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態勢

自中美建立經貿關系以來,中美貿易摩擦長期存在,且美國針對中國市場准入、知識産權、清潔能源補貼等領域先後實施六次“301調查”並擬定加征關稅等制裁措施(圖1)。

中國加入WTO後,中美貿易摩擦更是遭遇高潮期。本文以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爲節點,將中美貿易摩擦的高潮期劃分爲兩輪:(1)金融危機前期,主要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3-2005年;(2)後危機時代,主要發生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的2018年至今。本文重點探討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問題。

1.金融危機前期中美貿易摩擦

2003-2005年,美國針對貿易失衡、反傾銷、知識産權和人民幣彙率等議題單方挑起中美貿易摩擦,試圖模糊中美權責義務。2003年起,短短三年時間,美國制造業協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等組織指責中美貿易失衡是造成美國制造業面臨危機、失業人口持續擴大的“罪魁禍首”;美國對華發起多輪反傾銷立案調查,其中立案指控的近百種中國産品被加征反傾銷稅,單筆最高達10億美元;美國多次以中國知識産權保護力度不夠爲由對華企業啓動“337調查”,僅2004年達11起;美國參議院決議以征收27.5%的懲罰性關稅爲威脅,要求中國加快推動人民幣升值。面對這些威脅,中國與美國展開了積極的磋商並最終達成和解。

    2. 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

2009年起,美國對中國部分貿易、投資領域出台了制裁措施,如加征輪胎關稅、對光伏企業提起“反壟斷”訴訟以及限制華爲和中興等通訊設備公司投資等,而中國也對美采取了反制措施。進入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迎來新一輪的高潮期,彼此展開了多輪激烈的較量。

2018年1月以來,特朗普政府對我國先後發起多輪加征關稅的指令,尤其是對我國輸美5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關稅,對加征關稅的中國産品清單給予60日公示磋商期。自2018年4月2日起,中國實施反制措施,對原産于美國的7類128項進口商品中止關稅減讓義務,並決定對原産于美國的大豆、汽車、化工品等14類106項商品加征25%的關稅。隨後中美展開多輪協商,逐步由對抗轉向合作。2018年5月19日,中美雙方代表在華盛頓發表“暫停貿易戰”的中美聯合聲明。中國承諾擴大對美購買,加強知識産權保護,但拒絕簽署長期購買協議。然而,當前美國不僅有著對華巨大貿易赤字,也存在高失業率、弱勢制造業等結構性問題,並不滿足于中國做出的有限讓步。緊接著,5月30日美國公開以3月22日簽署的“總統備忘錄”爲依據實施對中國的制裁,並于6月15日公布被征收25%關稅的500億美元中國産品清單。隨後中國宣布采取“同等規模、同等力度”的反制措施後,美國于6月18日宣布對中國追加2000億美元的征稅産品清單。由此,中美貿易摩擦的局勢遂從短暫緩和轉向再度緊張。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是竞争与合作同在、冲突与缓和并存的发展态势,只是後危機時代美國对华制裁措施主要由金融危机前期不同行业领域的小幅度制裁转向高科技行业、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集中打击,冲击力度更强,彼此利益最佳平衡点更难被识别,致使中美达成和解的难度更大。

(二)中美貿易摩擦背後的矛盾

中美貿易摩擦是中美基于彼此國家利益的反複斡旋、較量與磋商,其實質是中美之間複雜、激烈的內在矛盾沖突。2008年金融危机前期,中美之间的矛盾源于中美投资贸易制度差异和美元指数走强引发的利益冲突,突出体现为人民币汇率等价格因素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矛盾。後危機時代,中美之间的主要矛盾从价格层面的矛盾转向非价格结构层面的矛盾,且矛盾内容呈复杂化和一定的隐蔽性。本文将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的主要矛盾归为顯性矛盾和隱性矛盾两种。 

1. 顯性矛盾

中美貿易摩擦反映出中美之間存在兩個明顯的矛盾:一是非價格結構性因素引發的中美貿易逆差矛盾;二是從美國對中國的征稅領域來看,美國矛頭直指《中國制造2025》,反映出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與美國制造業再回歸之間的矛盾。

第一個矛盾看似與2008年金融危机前期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矛盾相同,实质却存在差异。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最直接原因是中美贸易有着巨额的贸易差额。过去30多年来,尤其是2001年中國加入WTO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呈现逐年扩大趋势(圖2)。截至目前,我国对美國仍然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但主要集中在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國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金融危机前期,美國将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归为人民币汇率的长期低估,削弱了美國商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迫于壓力,中國于2005年扩大人民币波动幅度,推动人民币进入升值周期,以至于中美贸易摩擦暂时趋于缓和。进入後危機時代,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先后实施了三次汇改,尤其是2015年中国紧抓人民币进入SDR货币篮子的重要契机,推进“811汇改”,使得人民币汇率在市场化、透明度以及可预期性等方面均取得关键性突破。到了後危機時代,汇率并非中美贸易逆差的主因,而产业补贴、技术规则等非价格结构性矛盾则上升为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數據來源:UN Comtrade

從第二個矛盾來看,近年來由于中國實施創新發展戰略取得一定成效,中國在部分領域的技術已有趕超美國之勢,逐步從制造業大國向制造業強國躍遷,引發中國制造業的強勢升級與美國制造業的弱勢回歸之間的沖突。

2015年我國發布《中國制造2025》,提出“積極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加強産業全球布局和國際交流合作,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提升制造業開放發展水平”,而2015年中美貿易逆差達到曆史頂峰,刺激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支持者。于是,特朗普政府單方面破壞多邊貿易規則,宣稱對華技術産品征稅,同時在知識産權、世貿組織規則和《中國制造2025》等方面與中國進行交涉和斡旋,試圖增加對華談判的籌碼,在中美談判中取得“美國優先”的利益,以期實現本國制造業再回歸,同時抑制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

本轮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國看似针对其对华贸易赤字,实质要阻止中国制造业升级,遏制中国产业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迈向中高端,以竭力维持其既得的全球贸易竞争优势,避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引发其全球利益分配占比的下滑,同时争取优先利益助推其实现制造业再回归。後危機時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构,对美國的全球治理能力构成严重威胁。美國推动其制造业的弱势回归,体现的是产业竞争,实质是规则竞争,试圖改变现有的国际经贸规则,为保有其制造业竞争力提供制度支撑。

2. 隱性矛盾

蒙代尔说过,强国必先强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为维护其霸权地位,也极力遏制其他货币国际化。正如美國曾经阻止日元、德国马克或欧元的国际化进程,美國也在遏制人民币国际化。中美贸易摩擦中的隱性矛盾是美元霸权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与美元、人民币、欧元等货币日益形成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矛盾,并且在当前人民币快速国际化背景下,该矛盾尤其突出表现为弱势美元寻求回归与人民币强势崛起之间的矛盾。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單極國際貨幣體系的嚴重弊端,而中美巨額貿易逆差正是美國爲維護這一國際貨幣體系,利用貿易逆差投放美元流動性的結果。美國長期通過貨物貿易逆差這一主要渠道輸出美元,既保有世界經濟霸主地位,也享受著全球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價廉物美商品,而如今美國卻遭到反噬,出現國內制造業的缺位和大量的失業率。爲此,美國試圖通過單邊貿易保護主義再平衡全球經貿關系,推動其制造業再回歸,優先緩和國內日益激化的矛盾,再延續其美元霸權地位。

然而,後危機時代,突破美元霸权格局,建立美元、人民币、欧元等货币形成的多极国际货币体系成为世界诉求和必然趋势。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從民間議題上升爲國家戰略,從2009年4月8日我國啓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試點,到2011年8月23日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範圍擴大至全國和境外所有國家和地區,到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再到2018年3月26日人民幣原油期貨上市,這一系列事件是人民幣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的表現,也是人民幣崛起挑戰美元霸權發起的一次次沖擊,且人民幣原油期貨上市直接沖擊了石油美元。由此,中美貿易摩擦潛藏著一個深層次的矛盾,即人民幣強勢崛起與弱勢美元尋求回歸之間的矛盾,反映出美國爲維持其美元霸權地位苦苦支撐,試圖通過挑起貿易摩擦阻擾人民幣崛起,遲緩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的建立。

二、美日德貿易摩擦的經驗借鑒

20世紀80年代,美國裏根政府實施貿易救濟措施來保護其弱勢産業,對日本和德國這兩個美國貿易逆差主要來源國進行貿易制裁,引致了美國與日本、德國的貿易摩擦。1985年,美國與德國、日本、英國、法國簽署“廣場協議”,使得日元、馬克都對美元大幅升值,不僅損害了日本、德國出口企業的競爭力,而且將沖突從貿易領域引向了金融領域。在危機面前,日本和德國采取的不同應對措施造就了兩國經濟不同的命運。

(一)美日貿易摩擦的形成與影響

1960年以來,美國保持較長時期的順差增長狀態,在1965年首次下滑,直到1971年首次出現逆差(圖3)。隨著日本輸美産品的激增和美國對日本貿易赤字的積累,美國國會開始針對日本産品采取保護性措施(姜默竹和李俊久,2013)。從1960年代的紡織品開始,日本輸美紡織品大量銷售使美國同行業受到沈重打擊,甚至美國南方許多紡織廠因日本紡織品沖擊被迫關閉,尼克松總統援引《1917年與敵對國家貿易法案》切斷了日本紡織品對美輸出威脅,迫使日本自願進行出口限制。70年代以後,日本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地位得以不斷鞏固,産業結構中心從資本密集型逐漸轉向技術密集型(徐梅,2014)。進入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從紡織品、鋼鐵、電視和工程機械逐步擴大到汽車、摩托車、半導體、數控機床、農産品等産品領域以及金融服務業,並且美日貿易失衡問題從單純的貿易收支失衡演變爲貿易收支和貿易結構雙重失衡,美日矛盾更加凸顯。鑒于此,裏根總統指認日本半導體企業傾銷行爲並進行報複打擊,對數控機床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對美出口(馮昭奎,1992)。由于美日貿易失衡問題加劇以及國會內部趨于強烈的保護主義情緒,美國要求日本削減經常收支黑字,並于1985年同日本簽署“廣場協議”。

3 美國經常項目差額(1960-1980)(單位:十億美元)

數據來源:Wind

1985年起,日元呈升值趋势(圖4)。由于以日元结算的出口额急剧减少,日本陷入核算恶化的局面,出现严重的日元升值现象,引致经济萧条问题。1986年,“前川报告”提出刺激内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下调持续三年之久,最低下调到2.5%,且日本政府启动政府投资5兆日元、减税1兆日元的紧急经济方案(浜野洁等,2010)。日本的上述宏观调控政策对于繁荣国内经济有一定效果,但是政策转化的滞后导致实体经济超过基础性条件的资产价格急剧上升,日本的资本模式也从贸易转向国际投机,为“日元升值综合征”的加剧和日本泡沫的形成埋下伏笔(姜默竹和李俊久,2013)。由于推进金融自由化步伐过快,日本经济“脫實向虛”,且出现严重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總的來說,美日貿易摩擦,尤其是“廣場協議”的簽訂,只是引致日本危機的導火索,而宏觀政策調控的失誤導致日本經濟“脫實向虛”才是主要原因。

4 “廣場協議”前後日元和德國馬克官方彙率變動(1981-1991)

數據來源:World Bank

(二)美德貿易摩擦的形成與影響

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欧洲自由贸易区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进入70年代以后德国的贸易条件优越于日本,获得了较高的贸易增速。20世纪80年代,同日本一样,德国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但与日本不同,德国承受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在国际贸易冲突面前选择放低姿态,主动调和与各贸易逆差国之间的矛盾,分散其出口商品的种类,拓展贸易目的地国,削减其对单个贸易伙伴的顺差额,尤其是与美國的贸易差额,使得美德贸易摩擦并未上升到与美日贸易摩擦的激烈冲突局面。

1985年,德国与美國签订“广场协议”后,马克也随即大幅升值(圖4)。加之德国当时财政危机和产业结构问题凸显,在内忧外患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德国对外坚持自由贸易原则,对内竭力稳定国内物价,审慎推行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稳住了短期马克升值带来的危机,奠定了德国长足发展的基础。在对外贸易方面,德国坚持推行双向自由贸易,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在平滑与伙伴国贸易差额和降低贸易冲突可能的同时,积极改善国内制造业企业的贸易环境;在产业政策方面,引导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支持企业的产业升级簣D际醮葱(杨丽君,2014),通过减税政策鼓励优势企业发展,淘汰落后产能,利用财政补贴资助新兴产业发展、企业研发与人才培养,推进科技创新;在宏观调控方面,前期小幅逐步下调官方贴现率以刺激经济发展,同时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主动对冲流动性风险,遏制住泡沫资产膨胀。结局与日本截然相反,德国的上述贸易原则和调控政策,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缓和了政府财政赤字,避免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大起大落。

總體而言,美德貿易摩擦包括“廣場協議”的簽訂並未造成德國經濟基本面的強烈波動,反而促使德國加快歐洲經濟一體化,借勢升級産業結構,較好地實現德國經濟的平穩落地。

三、中美與美日德貿易摩擦的比較

回顧20世纪美國与日本、德国的贸易冲突历程,探索历史与现实的共性和差异,将为进一步把握中美贸易摩擦的特殊性和廓清中美贸易关系及其未来走向提供思路和方向。

(一)中美與美日德貿易摩擦的共同點

特朗普主義”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里根主义”,对内推行自由主义,对外推行保护主义(盛斌和宗伟,2017)。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与20世纪80年代美日德贸易摩擦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1. 当时全球经济处于后经济危机恢复期

類同于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經曆的兩次“石油危機”,2008年爆發全球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隨後進入恢複和發展階段。

2. 美國有巨额贸易逆差且制造业受到冲击

20世纪80年代美國面临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而得益于制造业崛起的日本和德国对外贸易繁荣,对美贸易顺差成为加剧美國贸易赤字的众矢之的。当前美國依旧债台高筑,中国得益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形势如同当年的日本和德国,因而被美國顺势列为制约其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

3. 美國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相对衰弱

美日德贸易战中,贸易严重失衡的美國经济发展滞后于日德崛起的速度(贺平,2008),尤其日本的制造业对美國存在市场挤出效应。当下的中美贸易关系如出一撤,美國制造业逐步丧失大国优势,关停企业和失业群体数量庞大,经济发展速度也落后于中国。

4. 中日德的货币均处于货币国际化进程中

与当时的日元、德国马克相似,後危機時代人民币受到市场主体的青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运用于跨境贸易结算、投资等领域,并初步具备一定的储备货币职能,对美元的国际地位形成冲击。

(二)中美、美日、美德貿易摩擦的差異點

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与美日德贸易摩擦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中国与日本、德国因意识形态、区域政策、涉及领域、牵涉利益以及规则制定存在差异,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与20世紀80年代美日德貿易摩擦亦有一定的不同。

1. 所处政治情境有别

二战后日、德的国家安全依附于美國,导致日本和德国在与美國的贸易摩擦问题处理上表现得较为被动。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在国家安全方面并不依附于美國,因而在与美國较量中,中国比日本、德国更具有主动权和话语权。

2. 区域政策安排有差异

在貿易摩擦面前,日本與德國、中國實施不同的區域經濟政策安排。日本並不重視東亞區域經濟政策協調,而中國、德國均積極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其中,國加快推進歐洲一體化;中國重視統籌雙邊、多邊和區域次區域經貿合作,加強“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建設。

3. 涉及领域有所不同

20世纪80年代日本、德国与美國的贸易战以签订“广场协议”为开端,导致日元和德国马克大幅升值,震荡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当前中国虽然面临人民币升值情境,但是人民币汇率经历2005和2015年两次改革后,波动更加稳定,且中美贸易摩擦暂未直接触及到货币升值问题和金融领域。

4. 牵涉他国利益面不一样

隨著經濟全球化持續加快和國際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經貿體系逐步由最終産品主導的傳統分工模式轉變爲以産品內分工爲主的新型分工模式。與20世紀美德和美日貿易摩擦相比,中美貿易摩擦不僅涉及多領域的經貿沖突與對壘,且牽涉的利益面更廣,切實影響著更多國家和地區的利益。

5. 国际经贸规则冲突发生差异

由于國際分工縱深化,國際經貿規則由邊界上規則轉變爲邊界內規則(盛斌和马斌,2016)。20世纪美日德贸易摩擦主要发生在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边界上规则的冲突,而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规则冲突看似边界上的关税规则冲突,实际已延伸至中国与美國的边界内规则冲突,尤其是知识产权、技术转让、产业补贴等规则的冲突。

四、後危機時代中美貿易摩擦的应对措施

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特征,但中美贸易并非零和博弈。後危機時代,中美经贸关系同样是竞争与合作同在、冲突与缓和并存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分工纵深发展和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情境下我国制造业的强势升级与美國制造业的弱势回归之间、弱势美元寻求回归与人民币强势崛起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矛盾冲突。回顧历史,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教訓發人深思,其宏觀調控政策誤判和産業政策失誤是導致泡沫經濟産生和破滅的主要原因;德國審慎調控宏觀經濟,支持新興産業發展,加速歐洲經濟一體化,減少對美貿易依附力,産業升級得以順利躍遷。

理性對待“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主义抬头,立足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态势和矛盾特征,比较借鉴德国、日本在处理与美國贸易摩擦的经验与教训,我国应时刻保持战略定力和全局视野,审慎制定宏观政策,守住实体经济主阵地和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加快国内深化改革与扩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制定国际经贸规则;积极推进“一带一路”与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培育制度性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重塑中国全球价值链,有序推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

(一)審慎制定宏觀政策,主動出擊避免經濟“脫實向虛”

第一,審慎宏觀調控,將沖突鎖定在貿易領域。20世紀80年代,日元強勢走高導致日本國內資産過熱,進一步擾亂了金融秩序並掀起國際投機熱潮。新一輪中美貿易摩擦情境下,中國要吸收日本教訓,竭盡所能把中美矛盾沖突穩定在貿易領域,審慎推行財政和貨幣政策,確保人民幣在合理範圍內波動,避免由貿易領域摩擦擴大至金融領域沖擊,努力爲現階段我國發展高端制造業和新興産業贏得“時間窗口”。

第二,主动实施反制措施,寻求多边解决方案。中国要认清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密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长期性、严峻性,不能被动应对或妥协,而要在战略上主动出击,加紧研判美國对华采取的制裁措施及其可能的动向,既对美制定对等的反制举措清单,避免自身贸易条件恶化,也积极利用世贸组织、G20、上海合作組織APEC等多边对话平台,与其他同样遭遇美國制裁的国家和地区携手共商多边解决方案,共同谋划针对美國的反制措施。

第三,加強金融監管,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日本資産泡沫的破滅抑制了過于樂觀的金融亂象,也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期經濟蕭條。新時期中國要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嚴格加強金融監管,適度有序開放金融服務業,控制諸如房地産、股票市場等虛擬經濟中的金融亂象(陳繼勇和陳大波,2017),有效降低宏觀杠杆率,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二)加快推進“一帶一路”,剛柔並濟拓展貿易空間

我國要堅持“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关系,既发掘新的国际市场,拓宽贸易空间,逐步降低中国与美國贸易集中度,分散中国对外贸易的系统性风险,也帮助与中美贸易摩擦有着利益牵涉的国家和地区消除其担忧和疑虑,有效降低国际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

第一,強化基礎設施,推進互聯互通。我國對外要努力拓寬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跨境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對內要積極發揮“1+3+7+2”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開發開放引領性作用,革除壁壘,拓展地理空間,爲實現“設施聯通”、“貿易暢通”的區位延伸奠定堅實基礎,進而構建國家間互利共贏的經貿合作關系。

第二,加强产能合作,扩大开放领域。我国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将因对美出口急剧减少而剩余的国内产能转到其他国家,有助于扩大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合作领域,减少中国对美國市场的依赖度。因此,我国要融合“一帶一路”倡議與國際産能合作的戰略智慧,以跨境産業園區建設爲依托,鼓勵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設置海外生産基地,形成重點行業國際産能合作企業聯盟,加快推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現合作共贏的包容性發展。

第三,夯實民心基礎,促進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是助推“一帶一路”建設的潤滑劑,文化交融是促進合作共贏的助推器。我國要積極傳承與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尊重各國文化差異和謀求雙邊互信共識,推動多元化經濟交流與多層次貿易合作,爲拓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空間提供民意基礎和貢獻文化智慧。

(三)深化自貿試驗區改革,軟硬並舉提升開放層次

第一,培育制度新優勢,對沖不利的外部沖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規則將成爲愈加重要的生産力。我國應強化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功能,大膽試、大膽改,加快培育制度新優勢,既盡早形成高標准的貿易投資規則體系,搶占新一輪國際經貿規則競爭的制高點,也要通過優化提升營商環境對沖中美貿易摩擦引發的不利外部沖擊。

第二,注意圍繞實體經濟發展進行制度創新。在當前中美貿易摩擦背景下,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尤其要重視實體經濟的基礎性作用,制度創新優先服務于生産性服務業和《中國制造2025》的十大優勢和戰略産業。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可與高新技術産業開發區、軍民融合創新示範區區、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區等其他國家級開放型經濟區形成政策聯動,通過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的良性互動,發揮“1+1>2”的疊加效應,培育高端裝備制造業等戰略性新興産業,逐步提升我國制造業和生産性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第三,開展適當的壓力測試,審慎推動金融開放創新。雖然當前中美貿易摩擦暫未引發較大幅度的彙率波動,但是隨時可能從貿易領域延伸至金融領域。作爲改革的試驗田和開放的引領區,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尤其是沿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有序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的同時,應當通過金融開放創新做適當的風險壓力測試,加快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健全國際金融市場體系,爲防範中美貿易摩擦從貿易領域轉入金融領域做充分准備,避免出現系統性金融風險。

第四,以自由貿易區戰略爲支撐,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充分吸取日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重視區域經濟協調與合作的重要性,注重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制度創新,加快推進貿易便利化與自由化,穩步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並借助“一帶一路”和自由貿易區建設,逐步形成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資本市場,爲構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給予支撐。

(四)發揮技術創新引領作用,多維舉措推動産業升級

第一,重视基础技术研发,加大高科技人才培育力度。我国基础技术研发薄弱,而产业转型升级要以基础技术为保障。由于技术创新需要依靠人才作为推手,我国应培育创新文化,完善创新活力激发所需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的高科技人才储备机制,保障高科技人才相关的福利政策落地,为我国构建高端、高质和高新产业体系贡献源源不断的人才簣D际酢

第二,穩步推進制造業升級,鼓勵高新技術産業發展。目前中國處于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要引導資源要素向先進制造業集聚,推動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躍升至中高端的技術密集型行業,加快發展以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爲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及其相關領域的高新技術企業,避免産業“空心化”簣D际跏苤朴谒丛熘泄圃炱放萍壑担惺翟銮课夜圃煲档国际竞争力和全球引领力。

第三,以《中國制造2025》爲導向,加快向制造強國跨越式發展。當前中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正在遲緩中國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邁進的步伐。面對當前嚴峻的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更要緊緊圍繞制造強國的戰略目標,科學識別制約因素,整合完善産業鏈條,推進金融業、生産性服務業與智能化高端制造業協同發展,凸顯優勢領域競爭力,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努力成爲制造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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