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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當前位置: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 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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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美貿易失衡及其就業影響的測度與分析

2019-06-28 17:42:50  来源:外贸发展局
 

隆國強  王伶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商務部服務貿易和商貿服務業司)

 

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是影響雙邊經貿關系的基礎性問題,貿易摩擦、彙率問題等皆源于此。近日,美國以中美貿易不平衡爲理由啓動“301條款”調查,再次威脅到雙邊經貿關系的穩定發展。中美關于雙邊貿易的統計數據差別巨大,影響雙方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准確測度雙邊貿易差額及其影響,有利于雙方理性開展對話,增進互信,相向而行。

一、全面認識與測度中美貿易平衡問題的三個視角

中美兩國對雙邊貿易統計差距巨大。美方統計,2016年對華貨物貿易逆差3470億美元,中方統計的雙邊貨物貿易差額爲2507億美元,相差近千億美元。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全面准確理解雙邊貿易平衡問題,需要三個視角。

第一,要剔除香港轉口貿易造成的誤差。中美貨物貿易雙邊統計之所以出現巨額差別,除了通常兩國貿易統計由于計價原因導致的不同外,一個更爲重要的原因是香港在中美貿易中的轉口作用。中美兩國在統計貨物進口時,根據“原産地規則”,將經香港轉口的進口一並統計到對方進口,但在統計出口時,並未把出口到香港並最終轉口到對方市場的出口額統計在對美或對華出口額中,而是統計爲對香港出口額。按美方統計,2016年美對香港出口額爲349億美元,香港是其第9大出口市場,但當年自港進口額74億美元,香港只是美國第35位的進口來源地。由于香港長期作爲中國外貿的重要中轉門戶,2016年香港對大陸的轉口貿易額高達2708億美元。如果不將香港轉口因素納入考慮,必然會導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統計出現較大差別。

第二,要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認識雙邊貿易的真實增值。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深化,全球價值鏈已經成爲影響國際貿易統計的重要因素。中美均是全球生産價值鏈上的重要經濟體,其出口中均包含大量自其他經濟體的轉移價值。中國對美出口商品中,大量包括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的中間投入品,甚至包括源自美國的中間投入品,如對美出口的電子産品中往往有源自美國的芯片。不僅加工貿易方式下的出口含有大量國際轉移價值,一般貿易方式中也含有國際轉移價值。同樣,美國對華出口中也含有國際轉移價值。由于中國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價值鏈的下遊,而美國總體上處于國際分工的上遊,中國出口商品中所含國際轉移價值的比重明顯高于美國。必須看到,當前的國際貿易統計方法已經明顯落後于全球生産價值鏈發展的現實,如果不將由此導致的國際轉移價值納入分析,直接用海關統計數據來分析兩國貿易關系,並不能真正體現兩國的貿易增值與受益情況。所以,分析中美貿易關系必須從全球價值鏈的角度來認識雙邊貿易的真實增值。

第三,要把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統籌考慮。近幾十年來,國際服務貿易增長速度總體高于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占國際貿易的比重越來越高。雙邊貿易關系如果只關注貨物貿易而忽視服務貿易,是不全面的,而且遺漏會越來越大。中美比較優勢不同,導致兩國在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的情形迥異。美國一直是服務貿易世界第一大國,且對華連年保持巨額服務貿易順差。中國則在貨物貿易上對美存在巨額順差。美方多年來只強調貨物貿易對華逆差而不提服務貿易順差,誇大了雙邊貿易失衡程度。因此,理解中美貿易關系必須將貨物貿易與服務貿易統籌納入考慮。

二、對中美貿易數據的再測算

爲了全面准確理解中美雙邊貿易關系,必須對現有貿易統計數據進行測算與修正。按照前述三個視角,進行如下再測算。

第一,剔除香港中轉及價格因素的影響。2016年,美方統計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出口4628億美元,對華出口1158億美元。中方統計當年中國對美出口3851億美元,自美進口1344億美元。由于兩國均按原産地規則將經香港進口的對方産貨物作爲自對方進口,因此,爲了剔除香港中轉貿易導致的誤差,可以使用中美兩國的進口統計作爲雙邊貿易數額,即2016年中國對美出口4628億美元,自美進口1344億美元,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爲3284億美元。由于兩國海關進口統計均使用進口到岸價,這一方法也消除了兩國貨物貿易統計中離岸價格與到岸價格差異的影響。

第二,從全球價值鏈視角測度雙邊貨物貿易中的本國增值。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出口中均含有自第三國或對方國家的轉移價值,不同産品、不同貿易方式中轉移價值占比是不同的,需要進行專門測算。“中國全球價值鏈課題組”用兩國投入産出表和海關統計數據對雙邊貨物貿易的本地增加值進行了核算,據其2017年6月發布的研究成果,中國對美出口額中本地增值率爲64.6%,美國對華出口額中本地增值率爲81.4%。據此計算,2016年中國對美貨物出口本地增加值爲2990億美元,美國對華貨物出口本地增加值爲1094億美元。因此,2016年中美貨物貿易增加值差額爲1896億美元。由此觀之,美方統計的貨物貿易差額(3470億美元)比中美雙邊貨物貿易真正的增加值差額高出1574億美元,高估幅度達到83.2%。

第三,中美雙邊服務貿易。服務貿易有四種方式,即跨境提供、跨境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商業存在方式産生的服務貿易需要通過附屬機構銷售統計(FATS),另三種方式産生的服務貿易統計體現在國際收支(BOP)統計中。應該看到,以商業存在方式實現的服務出口,出口國企業取得利潤,但就業與增加值主要是在東道國産生的,因此,商業存在方式的服務出口與另三種方式的服務出口對出口國而言,意義是不一樣的,不應混爲一談。

中美雙邊服務貿易BOP统计。据美方统计,2016年美中服务进出口额为696亿美元,其中,美对华服务出口535亿美元,自华服务进口161亿美元,顺差374亿美元。据中方统计,2016年,中美雙邊服務貿易总计1181亿美元,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56.9亿美元。统计结果的不同,源于双方统计方法、抽样调查对象的差异,难于判断哪边统计更准确,需要双方就统计方法开展交流合作。

美資附屬機構對中國大陸服務銷售(FATS)。據美方統計,2014年美國附屬機構在華銷售收入爲549.2億美元,中國在美服務機構銷售收入爲48.3億美元,差額(相當于美國順差)500.9億美元。目前2016年FATS數據尚未公布,假定美在中國大陸投資的附屬服務機構的銷售收入平均增長率與中國服務業增加值同步,保守估計2016年美國附屬機構在中國大陸的銷售收入爲612億美元。據此估算,2016年美對我服務貿易FTAS統計的銷售“順差額”約在550億美元左右。

美在香港附屬機構對大陸服務出口。美國很多金融、保險、物流等服務企業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構,通過香港附屬機構實現對內地的服務出口。2016年大陸自香港進口服務高達879.2億美元,如果美資機構占到10%,則美在港機構對大陸服務出口也達80億美元左右。

綜合上述分析,美在華附屬機構(包括在大陸和香港)對我服務銷售(FATS)“順差總額”應在600億美元以上。

三、中美貿易對美國就業的影響

美方之所以高度關注中美貨物貿易失衡,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關鍵在于其對就業的影響。通過分析相關數據,可以得出如下判斷:

第一,雙邊貿易出口對兩國就業影響是不對稱的。據美國商務部數據,2015年美對中國大陸出口合計創造就業91.1萬人,其中,貨物貿易出口(未包含經香港轉口)創造直接就業60.1萬人;服務貿易出口(BOP)帶動就業30.9萬人。假定其勞動生産率保持不變,預計2016年美國對中國大陸貨物出口(含經香港轉口)創造的直接就業機會爲69.2萬人,服務貿易出口(按美方BOP統計數)創造就業34.2萬人,合計爲103.4萬人。相比之下,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出口就創造了1750萬人的直接就業機會。出口對兩國的就業影響是不對稱的。

第二,中國對美出口“搶奪”美國本地就業機會的看法是片面的。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存在巨額順差,但服務貿易存在巨額逆差,提示了兩國制造業與服務業各自的比較優勢,經濟結構具有互補性。在貨物貿易領域,中方對美出口以消費品爲主,美方對華出口以資本品、農産品爲主,産品結構也是互補的。從兩國制造業出口部門的勞動生産率分析,美對中國大陸貨物貿易出口增加值的勞動生産率爲15.8萬美元/人,中國對美貨物貿易出口增加值勞動生産率僅爲1.71萬美元/人,美國是中國的9倍多。由此可以看到,中國輸美貨物總體上是勞動密集型産品,中美貨物貿易雖然有少量産品存在直接競爭關系,但總體上是互補的。即便中國不對美國出口這類勞動密集型産品,美國本土也難以出現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廠商,而是轉向從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進口。所以,中國對美出口“搶奪美國本土就業機會”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美自華進口引致的就業效應不應忽視。2016年美國自中國大陸貨物進口額爲4628億美元,這些商品在美國會帶來貿易、運輸、倉儲、批發、零售、廣告、保險、信貸服務等豐富的服務增值鏈,一件中國産品最終到達美國消費者手中,其支付的價格往往數倍于到岸價格。如果按自華進口貨物在美國國內增值一倍計算,美國自華進口貨物會引致387萬就業機會;如果按國內增值率50%計,則引致國內就業量爲193.5萬人

第四,不宜誇大雙邊貿易平衡對美國就業的影響。2016年中美貨物貿易增加值差額爲1896億美元,按照美國對華貨物貿易增加值勞動生産率計算,如果中美雙邊貨物貿易增加值實現平衡,將帶動美國新增就業爲120萬人。如果中美雙邊貿易增加值(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實現平衡,美國新增就業爲84.6萬―96.2萬人。這遠低于美自華進口貨物引致的就業量。由此觀之,中美貿易平衡對美國就業影響並不像人們想象那麽大,不宜誇大。

四、基本判斷與政策建議

(一)基本判斷

第一,中美雙邊貿易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決這一問題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首先,中美兩國比較優勢和産業結構差別明顯,中國在勞動密集型制成品中擁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美國在技術密集的制成品和服務業擁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其次,中美兩國在全球生産價值鏈的地位不同,中國處于全球生産價值鏈的下遊而美國處于上遊,中國出口中所含的國際轉移價值比重遠大于美國,會誇大雙邊貿易的失衡;再次,美元是國際貨幣,美國是全球的“發鈔國”,這一地位決定美國國際收支總體上需要保持逆差才能保證美元流出,在雙邊層面上強調貿易平衡不合情理,也不符合美國世界“發鈔國”的地位;最後,美國關于高技術産品對華出口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産品在中國市場的競爭力,美國在中國高技術産品進口市場的比重從2001年的16.7%下降到2016年的8.2%,在中國高達2270億美元的芯片進口中,美國僅占4%。

第二,現行統計誇大了中美貿易失衡的數額與影響。美方只強調貨物貿易逆差而不提服務貿易順差,不利于全面准確理解雙邊經貿關系的互補互利性質。在貨物貿易領域,由于香港中轉、計價因素和全球價值鏈等因素的影響,中美貨物貿易失衡問題被美國海關統計數據嚴重誇大,相應地,其對就業的不利影響也被人爲高估,對美國國內輿論和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産生了巨大影響。相反,雙邊貿易給美方帶來的巨大利益(如消費者剩余的增加、消費價格的穩定、就業等)被忽視。這種片面的認知和輿論導致美國政府不時揮舞“貿易失衡”大棒對中方施壓,這對中美經貿關系穩定發展産生了嚴重不利影響。

第三,中美貿易戰將兩敗俱傷。美國政府常常威脅打壓中國對美出口來換取中國開放市場,從中獲利。特朗普總統多次聲稱要對中國産品征收45%的懲罰性關稅,並授權貿易代表對華開展“301條款”調查。本報告的分析表明,即使中方不采取貿易報複措施,美方擴大對華出口帶動的就業數額,可能還不及因中國對美出口減少而損失的引致就業量。更不用說中方采取報複措施對美國的負面影響。對中方而言,我對美貨物出口創造了約1750萬人的就業機會,貿易戰導致的我方就業損失將遠超美方。因此,貿易戰會導致兩敗俱傷,不應作爲雙方的政策選項。

(二)政策建議

第一,長短結合,確立雙邊經貿合作目標。兩國元首海湖莊園會晤達成的共識,爲中美經貿關系確定了方向。處理中美經貿關系的短期目標,是避免大規模貿易戰。長期目標,是建立經貿合作制度性安排,充分發揮兩國經濟合作的潛力。

第二,兩手准備,推進雙邊經貿談判磋商。海湖莊園會晤後,中美雙方就“百日計劃”商談取得了初步成果。針對美方以單邊措施威脅來獲取利益的策略,我方也需要軟硬兩手准備來應對。一方面,利用經濟對話等各種層級的對話磋商機制,務實開展協商談判,曉之以理,擴大共識,力爭取得實質性成果;另一方面,我方要研究准備好反制計劃與措施,以“必戰”之意志嚇阻對方發起貿易戰的行動,取得“避戰”之效。

第三,推動重啓中美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構建中美經貿合作制度性安排。中美作爲世界上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利益與矛盾交織複雜,特別是面臨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結構性沖突,中美關系不可能波瀾不驚,要以平常心對待矛盾沖突,但要避免“脫軌”。避免“脫軌”,光靠“百日計劃”這樣的談判還不夠,還需要構建制度性安排。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是經貿合作制度性安排的突破口,在奧巴馬政府期間雙邊談判取得了很大進展,我應推動美方重啓此項談判。以此爲基礎,還要積極謀劃和推動中美自貿區(FTA)、亞太自貿區(FTAAP)等制度性安排。

第四,官産學攜手,發揮不同主體的作用。除了發揮政府間談判磋商作用外,還應重視發揮企業和智庫作用。進一步發揮好在華美資企業在兩國經貿關系中的穩定器作用,同時也要支持在美投資的中資企業發聲,增強其政策遊說能力。應注重發揮智庫的獨特作用。消除我國智庫在開展國際交流方面面臨的體制性障礙,深化和拓展中美智庫對話交流機制。支持兩國智庫開展中美貿易平衡的研究,向中美雙方政府和社會公衆提供關于貿易差額及其影響的客觀分析報告,引導國際和兩國輿論更加客觀理性看待中美貿易失衡問題,避免美對華貿易政策走極端,脫離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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