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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5

當前位置:中國外經貿企業服務網 > 案例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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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利益分配失衡與貿易沖突——兼論此次中美貿易戰的解決思路

2019-06-28 17:09:28  来源:外贸发展局
 

張曉磊  張爲付(教授)  崔凱

(南京財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

 


一、2018中美貿易戰的特點

2018年3月2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正式簽署對華貿易備忘錄,揭開了世界上最大的兩大經濟體之間貿易大戰的序幕。在此之後,中美兩國之間的互相喊話不斷升級,貿易戰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具體進展如表1所示。

除了提高進口商品關稅外,此次中美貿易戰的顯著特點是美國特別爲打壓中國在科技進步上的追趕,采取了限制對華高技術産品出口、限制中國企業在美高科技領域投資、限制中國科技人才赴美簽證等綜合措施。例如,在4月6日爆發的“中興事件”中,美國政府要求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出口電訊零部件産品期限長達7年,最後中興同意支付10億美元罰款美方才宣布解除禁運。“中興事件”剛剛落幕,美國商務部工業和安全局又于8月2日宣布在美國政府“出口管理條例”清單中增加中國航天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第2研究院、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第13研究所等8個中國科研機構及其旗下的36個附屬機構,意圖阻撓中國在航空、電子等高科技領域對美國的追趕。美國參議院于8月1日通過了《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旨在大規模強化對外國投資的審查,該法案一旦正式生效,無疑會使中國企業投資美國科技業變得更加困難重重。在科技人才交流方面,特朗普政府還宣布于2018年6月11日起,將把專業在機器人、航空和高科技制造等領域的中國研究生的簽證有效期從5年縮短爲1年,這標志著美國將開始采取更嚴格的簽證政策阻斷中美之間的高技術人才交流,以打擊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快速成長。

綜上所述,一方面,此次中美貿易戰與曆史上中美之間的數次貿易沖突相同,美方出于“眼前的”經濟利益,以中美貨物貿易名義上的巨額逆差爲由,指責中國通過出口順差奪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進而以懲罰性關稅相要挾,企圖迫使中國主動擴大自美進口並限制對美出口,以平衡中美貿易;另一方面,美方挑起此次中美貿易戰的動機在相當程度上是出于“長遠的”國際戰略利益,妄圖通過限制中國高科技行業的發展來“低端鎖定”中國制造業,以消除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對美國霸主地位的威脅。美方在此次中美貿易戰中可能會不惜犧牲短期貿易利益以維持長期的國際經濟霸權,這使得此次中美貿易戰上升到了中美兩大國之間全面對抗的高度,給中方化解此次中美貿易戰提出了更多挑戰。

本文將通過概括性地梳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失衡問題及貿易戰的起因,來剖析此次美方挑起中美貿易戰的動機,並提出中方解決此次中美貿易戰的策略思路。

二、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失衡

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都是有利的,這是所有經濟學主流貿易理論的共識。主流貿易理論一般認爲國際貿易給一國帶來的利益可以劃分爲靜態利益和動態利益兩類:靜態利益包含總産出擴大、總消費增長、消費價格下降、消費品品種增加、就業增加、資源利用率提高等通過國際貿易可以直接實現的利益;動態利益則是指國際貿易對生産的刺激作用以及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積極影響,例如,國際貿易可以通過增強國內市場競爭的方式刺激企業提高利用現有資源的綜合效率,激發企業的創新潛能,加速企業的原始資本積累等等,國際貿易甚至還可以促進人員、信息、科技、文化、思想等的跨國交流融合,加速人類文明的發展步伐。

雖然國際貿易對貿易雙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國際貿易所帶來的貿易利益卻並不是均勻分配的。總的來看,當前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不平衡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從國際貿易的總量平衡視角來看,貿易順差和逆差長期存在,貿易夥伴國之間的貨幣財富分配失衡。以中美貿易爲例,如表2所示,中方在中美貨物貿易中長期保持貿易順差,自中國加入WTO以來,短短16年間,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暴增9.8倍,2017年貨物貿易順差已高達2759億美元。相比之下,雖然美國在對華服務貿易上始終保持順差,但規模過小,2016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僅爲368億美元。綜合貨物和服務貿易來看,中國在中美雙邊貿易之間始終保持著絕對順差的地位,這加劇了中美兩國之間以貨幣衡量的財富分配失衡,雖然名義上的貨幣財富並非貿易利益,但這卻被美國積極挑起貿易戰的政客故意曲解成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是美國對華貿易的利益損失”,並以此作爲其在國內進行輿論鼓動的基本論點。

第二,從一國內部國際貿易利益分配的公平性視角來看,並不是所有階層都會在國際貿易中收獲相同的利益。以中美貿易爲例,自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對美出口主要集中在勞動力密集的機電産品、輕工業産品等中低端制造業上,這些行業受益于中美貿易的迅速發展給中國廣大的中低技能勞動力階層創造了大量工作機會;美國對華出口的主要優勢則集中在資源密集型的農業和能源産業及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上,這些行業受益于中美貿易的迅速發展所創造的利益主要被美國的少數大資本家階層和高人力資本的科技精英階層所獲得,占人口多數的美國普通民衆在中美貿易中所獲得的直接利益相對較小。此外,由于中國的發展基礎較差,而美國在與中國開展大規模貿易之前就已經是成熟的發達工業國,這導致中美之間的雙邊貿易在中國一側主要變現爲不斷創造新的産業和就業機會,在美國一側則表現爲不斷淘汰落後産業和減少就業機會,這使得美國社會在中美貿易中所支付的結構調整成本要遠高于中國,美國存在大量因中美貿易而直接受損的傳統制造業從業人員,而中國則幾乎沒有直接從中美貿易中受損的階層。

第三,從一國經濟發展的生命周期來看,國際貿易的利益是動態的,在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階段,國際貿易利益各個組成部分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即使各國從國際貿易中都獲得完全等額的利益,各國對其獲利的主觀評價也可能是非常不同的。以中美兩國爲例,美國在經濟規模、科技水平、社會發達程度等方面都穩居世界前列,屬于典型的發展階段已進入成熟期的已開發國家;而中國雖然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在個別領域的科技水平也正在向世界一流快速收斂,但中國人均發展水平仍較低,是典型的處于快速成長期的發展中國家。因此,美國最看重的國際貿易利益是“穩定國內就業”,而中國最看重的國際貿易利益則是“拉動經濟增長”。在中美雙邊貿易中,中國通過長期保持對美貿易順差,收獲了國內制造業的繁榮增長以及經濟結構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完美實現了中國最看重的貿易核心利益。相比之下,美國雖然通過中美貿易收獲了充足且廉價的中國商品供給,並且高科技領域的美國精英階層通過向中國市場出口高技術産品,獲取了巨額壟斷性暴利;但由于勞動力密集的低端制造業轉移到中國,導致美國社會出現了傳統制造業工人的大規模結構性失業,這顯然違背了美國最看重的貿易核心利益。因此,雖然中美雙邊貿易對兩國總體而言是雙贏的,但中國社會對中美貿易所創造貿易利益的主觀評價是積極的,而美國社會則剛好相反。

綜上所述,國際貿易雖然從總體上對各國均有利,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失衡的長期、普遍存在,使得純粹的自由貿易可能僅存在于經濟學家的理想中,國際貿易局勢的演變趨勢仍將長期在自由與保護之間徘徊前行,雙邊和多邊自由貿易合作仍將是國際貿易的主趨勢,但貿易沖突甚至是貿易戰也必然不可避免的會長期存在。

三、挑起貿易戰的動機

雖然世界上所有的執政者都知道國際貿易可以實現共贏,但在具體的時空背景下,每一次有人挑起貿易戰都會有其充足且合理的動機。總的來看,在當前的國際環境下,各國挑起貿易戰的動機大致可以概括爲以下三類:

第一,國內選舉政治的需要。在普選制國家,持有關鍵選票選民在國際貿易中的獲利減少甚至利益受損,就會激勵該國政府挑起對外貿易戰。以美國此次針對中國、歐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其主要貿易夥伴均挑起貿易戰爲例,這在本質上就是一場爲美國今年11月的國會中期選舉服務的政治競選策略。美國國會中期選舉將改選全部衆議員和1/3的參議員,此次中期選舉中共和黨是否能保住參衆兩院多數席位,對特朗普剩余任期內的執政效率和是否能夠連任下一任總統都至關重要,因此特朗普急于向其選民兌現其在競選中提出的“美國優先”承諾,甚至不惜向中國及其傳統盟友同時發起貿易戰,以顯示其執政能力。在美國特殊的選舉制度下,傳統的藍色州(加州、紐約州等)和紅色州(如德州、密西西比州等)的選票基本穩定,民主共和兩黨的爭奪主要集中于五大湖區的關鍵搖擺州(如賓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等)。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中正是被這些關鍵搖擺州的中低收入階層擡上總統寶座,因此,在此次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才會通過發動貿易戰的方式,宣稱自己將會讓制造業企業重回美國,以再次拉攏搖擺州(也正是美國傳統制造業衰退的“鐵鏽州”)在美國低端制造業企業外遷過程中大量失業選民的關鍵選票。由此來看,此次美國挑起的面向其所有主要貿易夥伴的貿易大戰,可能會在年底中期選舉後出現轉折,在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政府沒有足夠的動機在貿易戰上對外讓步。

第二,轉移國內經濟壓力或實現其他地緣戰略目標的需要。從貿易勢力上看,貿易夥伴國之間的地位並不是平等的,強國可以憑借經濟、科技甚至是武力強權劃分更大份額的貿易利益。因此,強國在面臨國內經濟發展困難時,會通過挑起對外貿易戰將國內經濟壓力轉嫁給貿易夥伴;強國也可能會爲實現某些地緣戰略上的目標,以貿易戰脅迫弱國達成妥協。以美國爲例,在2008年源自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全球之后,奥巴马政府就提出了“自由且公平贸易(Free but Fair Trade)”的口号,随后美国国会也通过了《汇率改革与公平贸易法案》,美国对外贸易政策转向保护主义,开始通过增加“双反调查”的规模和频率等手段将经济下行压力转嫁给贸易伙伴。此外,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常年以贸易制裁作为打击存在利益冲突的弱国的重要战略手段。俄罗斯、伊朗、朝鲜、古巴、委内瑞拉等都曾长期遭受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共同实施的贸易禁运或贸易制裁措施。

第三,鞏固經濟霸權的需要。美國爲穩固自身經濟體量世界第一的位置,需要針對經濟體量可能超越自身的國家進行貿易打擊。爲此,美國在20世紀下半葉與蘇聯之間展開了曠日持久的貿易封鎖和制裁,並最終成功瓦解了蘇聯經濟;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又挑起與日本之間的貿易戰,讓日本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從此再無法威脅美國在經濟上的絕對領先優勢。目前,中國是本世紀內在經濟體量上最有可能超越美國的國家,美國此時發起對華貿易戰,並且在征稅清單上特別針對中國高端制造業産品,顯然是意圖在中國身上重演蘇聯和日本的戲份,以貿易戰消除中國在經濟上趕超美國的可能性。由此來看,只要中國經濟依舊保持穩健的成長趨勢,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經濟和地緣戰略等方面的各種打壓就不會停止,中美貿易戰可能將長期存在。

四、中國應對此次中美貿易戰的對策

中美貿易戰是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外部威脅,如何降低此次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負面沖擊,並促使中美貿易關系回到正常軌道,是中國急需解決的重大難題。本文認爲中國應該綜合采取以下三個方面的策略,來應對此次中美貿易戰給中國經濟帶來的沖擊。

第一,中美雙方在貿易利益和貿易政策的核心目標上存在不可協調的直接沖突,寄希望于以中美雙邊貿易談判的方式來消弭此次貿易戰的想法可能難以實現,在對美直接貿易談判中,中方應以緩和矛盾,避免中美貿易戰的範圍和規模擴大爲主要任務。

在當前的中美雙邊貿易分工關系中,美國憑借科技人才和資本優勢處于“微笑曲線”的兩端,負責全球價值鏈中的技術研發、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材料生産等高端環節,中國憑借廉價的生産成本和齊全的工業體系優勢處于“微笑曲線”的中間位置,負責全球價值鏈中的組裝加工、一般材料和零組件生産等中低端環節。中美兩國的分工位置雖然都由其要素禀賦優勢自然決定,但雙方對此卻均不滿意。美國的抱怨在于美國專業從事的“微笑曲線”兩端環節雖然增加值高、利潤豐厚,但吸收一般勞動力就業的能力卻嚴重不足,所創造的貿易利益只被國內極少數的大資本家和科技新貴階層享有,普通勞動力卻難以找到體面的工作機會,導致美國“橄榄型”社會結構中的中産階級正在消亡,這從根本上威脅到了美國社會的穩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美國大都市中産階層的調研數據顯示:在2000-2014年間,全美229大都市地區中有203個地區中等收入範圍的人數占比存在明顯下降趨勢。中國的不滿意則在于中國所專業從事的“微笑曲線”中間環節雖然爲大批中國一般勞動力提供了就業機會,但隨著中國青年勞動力規模的萎縮和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中國在這些低端環節的比較優勢不可持續;同時,中國的“中國夢”也要求中國必須在制造業重點領域和關鍵技術上擺脫對發達國家的依賴,並逐步脫離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生産環節所存在的環境汙染、資源浪費、勞動強度高、人民幸福度低等缺陷的困擾,因此,中國制造必須向“微笑曲線”兩端的高增加值環節攀升。

中美兩國基于對各自所處貿易分工位置的不滿,分別提出了相應的貿易政策。美國提出的貿易政策是“美國優先”,一方面強化美國在高端技術領域的知識産權保護,鞏固美國在“微笑曲線”兩端的絕對優勢;另一方面要以大規模減稅和設置保護性關稅的方式,通過財稅和貿易政策的扭曲,實現讓一般制造業回流美國的目的,妄圖重塑美國在“微笑曲線”中間位置的優勢。所以,美國貿易政策的內核是在“微笑曲線”上“穩住兩端,攻占中間”。中國提出的貿易政策是“貿易強國戰略”,重點強調提升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位置,實現中國由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者”向“組織者”的角色轉變,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會主動放棄其在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環節上的産能,中國制造“質”的攀升,仍需要依賴在低端環節上“量”的優勢作爲基礎,因此,中國貿易政策的內核是在“微笑曲線”上“穩住中間,攻占兩端”。由此可見,中美兩國當前的貿易政策內核是對立的,且由于對方巨大的經濟和貿易體量,中美兩國也幾乎不可能以繞開對方的方式達成自己的貿易政策目標。

綜上,中美兩國此次爆發的大規模貿易戰是兩國各自推進相互沖突的貿易政策的必然結果。美方試圖通過挑起此次貿易戰,迫使中國在自己的核心貿易政策上讓步,例如,美方曾提出中國應立即停止政府對高技術研發的補貼等,矛頭直指“中國制造2025”等中國制造轉型升級戰略,這對中國來說是不可能接受的。因此,中國在對美直接貿易談判中沒有足夠的可妥協空間,不應完全寄希望于通過雙邊貿易談判化解此次中美貿易戰。但是,通過中美貿易談判,中國可以承諾積極主動擴大進口、促進中美雙邊貿易總量平衡、強化國內知識産權保護執法等爲條件,緩解中美貿易戰升級的步伐和節奏,在對美進行貿易反制的過程中保持理性克制,避免中美貿易全面“脫鈎”,爲中國國內經濟針對此次貿易大戰的調整爭取更長的時間。

第二,中國應借此次美國對中國和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同時挑起貿易戰的契機,以加速推進雙邊和多邊貿易自由化的方式,強化與其他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經貿合作,緩解美國征收懲罰性關稅對中國經濟的沖擊,並降低中國在高技術産品進口等領域對美國的依賴。

由于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中國與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一直缺乏高水平貿易和投資合作的制度性安排,這使得中國面向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始終面臨較高的不確定性風險。美國此番對其傳統盟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國家也發起貿易戰,割裂了西方發達國家利益共同體。目前,歐盟和日本已經聯手簽署歐日EPA,而且歐盟和日本也都提出要與中國建立更加緊密的經貿關系,以共同抵禦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日本表示希望盡快推進中日韓FTA談判進程,以強化與中國和韓國的貿易關系;歐盟則希望盡快完成中歐投資協定,以強化中歐雙向投資合作。因此,中國當前在構建對外經貿關系上,應該著重以“中歐投資協定”、“中日韓自貿協定”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爲載體,與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構建更加緊密的貿易和投資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過“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效應,抵消美國對華貿易關稅制裁和高端技術産品出口限制等措施給國內企業帶來的負面沖擊。

中國要想加速推進與歐盟和日本等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從根本上還是要依靠進一步深化國內改革開放,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在中歐投資協定、中日韓自貿協定的談判上,中方面臨的主要壓力均集中于金融等高端服務行業的市場開放、國有企業的競爭中立等問題上,這些都是制約中國與發達經濟體開展高水平貿易投資自由化合作中的“絆腳石”。因此,中國必須下決心兌現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的“實行高水平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政策”的承諾,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寬市場准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以中美貿易大戰爲契機,倒逼國內市場機制深化改革,消除中國與歐盟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開展高水平貿易投資自由化合作的國內阻力。

第三,中美貿易大戰的結局在根本上取決于中美兩國誰能在貿易戰帶來的沖擊下成功實現國內經濟“穩增長”的目標,因此,中國當前應以穩定國內經濟增速作爲應對中美貿易戰的核心策略,充分做好中美貿易戰長期化的准備,發揮中國政府在經濟宏觀調控效率和能力上的優勢,把貿易戰所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

在對外政策上,中國在對美國進行貿易反制的政策制定過程中要保持克制,避免過度損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當前的中美雙邊貿易分工結構中,中國企業普遍處于美方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中低端位置,中國企業所負責的分工環節技術含量較低,這就使得中國企業對美出口産品的可替代性較高;而美國企業主要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研發設計、核心零部件和關鍵材料生産等高端環節,其産品對中國企業而言可替代性則較低。因此,中國必須在制定對美貿易反制措施的過程中廣泛征求企業界意見,不能大幅提高中國對美國依賴度較高且短期內無法找到替代品的進口品關稅,不能一味追求雙方進口關稅制裁措施在規模上的對等,而導致國內企業的生産成本高企,出現經營危機。如若美國對華貿易制裁進一步升級,中國還可考慮對美國對華進口依賴度最高,且難以替代的重點商品類別進行短期出口管制,如稀土等資源類商品。此外,中國的另一大優勢在于中國正在快速崛起的國內消費市場體量,中國可以利用這一優勢,輔之以更加開放透明的外資政策和地方上的土地、財政、稅收優惠等配套扶持政策,借中美貿易大戰大幅提高了美國企業對華出口成本,以及人民幣相對美元大幅貶值的契機,積極吸引美國企業來華投資,通過將國際貿易轉化爲國際直接投資的形式,強化中美民間經貿合作關系。

在對內政策上,中國短期內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任務應以“降成本、防風險”爲核心,以實現國內經濟“穩增長”的目標。特朗普的大規模減稅措施使得美國在企業營業成本上的優勢愈發凸顯。相對比來看,隨著中國城市勞動力成本和用地成本的快速上漲,中國企業的營業成本優勢正在迅速消失,突如其來的中美貿易大戰更是擡高了中國企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進口成本以及産品出口銷售成本,使得中國企業的經營狀況面臨更嚴峻的成本挑戰。因此,中國必須下定決心在企業的稅費負擔、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成本、用工成本、用能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做出系統性改革,全面降低實體經濟運營成本,幫助企業渡過貿易戰下的嚴冬。在防風險方面,中國當前應堅定推進政府、企業和家庭“去杠杆”,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企業債務風險和家庭房地産泡沫化風險,特別是在政府爲應對中美貿易戰而推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過程中,更應嚴控資本流向,防止資本流向房地産等資産市場進行炒作。

綜上所述,中國在此次中美貿易大戰中雖是被動應戰,但中國在國際上有衆多堅持維護世界自由貿易秩序的國家可以聯合共同對抗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國內也有比美國更加協調一致、政策執行效率更高的政府體系可以爲中國企業提供政策支持。反觀美國內部,特朗普四處樹敵發動貿易戰的做法遭受到了越來越多美國政界、商界、學術界和普通民衆的反對,對貿易戰的看法嚴重分裂的美國無法爲特朗普政府提供一個與中國展開長期貿易戰的國內政治環境。因此,在此次中美貿易大戰中,中方有信心也有能力取得最後的勝利,維護自身合理的發展利益不因美方的威脅而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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